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首先要维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在民意强烈的压力下，司法仍然很独立地判断，却导致不够合理的判决，比如被告崔英杰、宋金宁抢劫轮奸案。另外，还有象机场女工梁丽案。

无问题阶段就是50年代至80年代初，新闻媒体很少进法庭采访，如果需要则需经得法院同意，这种规定在数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基本没出什么问题。[33] 当代西方司法界对于媒体进入法庭的态度日益趋于宽容，多数法官赞成媒体进入法庭。最后法院认为他不是非杀不可的，所以判死缓保住了崔英杰的头。[34]90年代后期，是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得到最快速发展的时期。  注释: [1]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立法本身是一场以民主价值为本位的活动，不民主的立法是失败的立法。[6]陪审团民主，它实在是伪民主的，因为它邀请或者至少是允许一个未经选举的匿名小组，它藐视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法律和司法的开放性，使司法能够以动态的方式为吸纳民意敞开大门，畅通渠道。

为确保进入司法的民意的准确性，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关系。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的确，正义标准有其很大的不确定性。[26] 民意是检验裁判效果、决定裁判选项的重要依据。

规则由自由裁量来补充。当然，这种感觉要以理性的方式去感知，而不能为非理性的情绪所遮蔽。

通过沟通，可以实现司法与民意的相互融合，进而使司法裁判具有更深层次的合法性（正当性）。当然，一旦将法律之外的因素吸收到法律之中，这些因素就成为法律之内的因素。但是，事实上司法却不能离开或者无视民意，而与民意有密切的关系。尊重民意首先是我国司法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基本要求。

一方面，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法律效果之外的目标和力量。如果一个判决中宣布的法律，符合业已确定的习惯或者朴素却不存疑义的道德律令，那么它很少会失败，确定性会得到促进，而非受到阻碍，尽管法律工作者们可能发现，法律领域的对称性产生了瑕疵，他们心中如此珍爱的完美法律带上了裂痕。倘若裁判结果明显为全社会的公认观念不能接受，或者按照一般社会观念衡量是明显荒谬和脱离实际的，我们就需要矫正这样的裁判结果，或者改变法律的适用方向。法律的根本内容则来自法律系统之外。

正如王胜俊院长所指出的：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迅猛发展，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大。法官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棘手问题，在这种问题面前法的明晰性不复存在。

对此，我们应当给予正视而不必刻意回避和讳言，只不过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克服这种局限性。法律有其独具一格的体系、逻辑和术语，司法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法律的适用有着在现有法律规则中对号入座式的技术性演绎的表象，而具有封闭性或者自足性的外观。

近年来许多案件都曾在社会和媒体上成为热议的焦点，法院处在沸沸扬扬的舆论风暴的中心，这使得民意对于审判的影响更加彰显，二者的关系更加发人深思。当然，在实践中应当注意区分社会的公平正义感与非理性的情绪，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在纯粹演绎的法律结果与政治效果或者社会效果不一致时，后者应当优先选择。按照这种要求，裁判需要接受效果上的检验。[6] 为克服自治性的局限和不足，司法又有其开放性的一面。其实，法官们都深有感触，裁判案件不是如此简单。

解释手段的作用事实上只是在于事后从文本当中为已经作出的对文本的创造性补充寻求根据。一方面，司法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预，而另一方面，如果审判实践完全脱离群众，自说自话，那这样的司法必将是专断的、蛮横的，是无法体现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更别谈什么顺应法律及社会效果的统一了。

一个理念流行后，令人愉悦但对真伪无益。司法不同于立法，缺乏立法那样的沟通空间和资源，司法只能在法律既定的前提下发挥沟通作用，必须保持必要的谦抑、自限和节制。

无论是案件的裁判和执行情况，还是法院工作人员的任何言论，随时都有可能迅速在网上传播，社会影响成倍放大，很快成为舆论焦点，进而演化成社会评判司法的重要依据。例如，在北大方正公司与高术天力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中，[11]对于争议的陷阱取证的合法性，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无明文规定，一审法院是根据法无明文规定即可行的原则，裁判其合法（即原告采取的是‘陷阱取证的方式，该方式并未被法律所禁止，应予认可）。

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处于沟通位置的司法也就必然是积极性或者能动性司法。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系统不是自治的，它需要并接受系统外部的输入。[33]   七、理性地对待民意 司法毕竟是以法律为依据、由专门机关开展的职业性活动，它有特殊的要求、特定的方法和特有的规律。

[12]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恰恰强调了法律适用中的民意基础。[8] 法律具有开放性，说明除逻辑演绎之外，法律的眼睛又是向外的，即吸收各种外在的主客观因素，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将其融入法律之内，成为付诸实施的法律规范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情形，正义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尝试，被以一种试验性的方式加以实现。如卡多佐所说，我们惯于作为试金石、作为理想求助的正义本身，对于不同的头脑和不同的时代，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法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守住公正这条底线。上个世纪以抽象的方法研究法律，今天的法学家坚持法律制度和法律原理的实际社会效果的研究。

这种找法过程并不是恣意的，而是寻求正义的努力。这些选择的妥当与否，既需要通过沟通实现，又需要通过沟通检验。尤其是，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越是错综复杂和变化迅速，立法越不可能覆盖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对于新情况新问题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针对性调整，也即法律的供给与需求永远有矛盾和存在缺口，法律具有恒定的稀缺性，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以矛盾纠纷的方式进入法院，使司法成为解决新法律问题的先行先试者。这种裁判往往不是孤立的个案裁判，而需要瞻前顾后，需要看一看其他法院甚至国外法院在类似情况下是如何裁判的，考虑一下裁判后会激起什么样的社会反应，将裁判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量。

首先，民主思想要求使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对生活秩序问题的决定，而且，法官作为社会的重要代表和法律的重要喉舌，应服从整个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观念。[29] 实际上，公平正义给人一种抽象的印象，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鲜活具体的，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美国学者格雷指出，虽然并不是在他们各自的奇异怪想中寻求他们所制定的规则的，而是从一般性的渊源（诸如法规、司法先例、专家意见、习惯、公共政策和道德原则）中获取它们的，但是只有在法院所作的宣判中，法律才会成为具体的和实在的。司法对于民意的尊重是司法民主性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如学者所说，过于强调法律的自治性，必然导致法律的精英化与系统封闭性，从而割裂与丰富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使法律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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